意大利行政司法界一直运用一种与比例原则相似的合理性原则(principio di ragionevolezza)来审查行政行为。

西周在宗法制度支配下仍然实行卿贵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贵族卿大夫经周册命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即所谓世卿制度。不仅如此,乐还反映时代的趋向和政治的兴废，因而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三国三典之说，对后世颇有影响，以致明初朱元璋还表示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以德为主不仅主导刑罚的运行方向，更着眼于建设仁政。制礼与作乐紧密连结，说明乐是为礼服务，为贯彻礼而作。但是礼依然指导着典章制度的建设和国家的施政，有礼则国家政治有正轨可循，无礼则施政无准，势必导致混乱。礼不仅指导了人们的行为，也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感情之中，成为一种神圣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化以德礼，则下知愧辱，而至于治也。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1992年，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第44条规定党的各级纪委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第二，党章是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宪法的这种亦步亦趋现象，确实存在极大的缺陷与危害。{1}[2]党章对宪法的政治影响客观存在并不可忽视，但党章是调整党员内部关系的最高规则，这是党章的本分。而其后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分别对应于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与十六大四次党章的修改。

并且党章的制定与修改程序也严格于其他党内规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20条将党章的修改程序与要求与其他规则的程序作了区分。(三)党章是党的根本章程，而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历史地看，宪法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

党内法规的提法在党的几代领袖中都有涉及。随着政党的兴起与发展，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须是选票而不仅仅是民心。党章是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具有党内的最高效力与最高权威。党章修改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途径、方式与目标的最集中体现，其本身也是体现党对现代宪政精神的理解和承认。

宪法与现实的适应理应遵循能解释就解释，用尽解释依然无法解决问题时才得以修改宪法，修改是万不得已情形下使用的方法。宪法的序言中明确了中国的过去是党领导的，中国的今后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但在宪法正文中并未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是通过宪法所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内容来约束与规范党的执政权。

党在宪法的框架内赢取自己的执政权，从而确保历史中形成的领导权，而不是依赖历史中形成的领导权直接行使执政权。在反对专制统治时期，主张人民主权，让人民成为政治主角，充当起反专制的理论大旗。

党章总纲最后自然段规定，党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2]对此观点笔者持不赞成态度，详细可参阅拙著：《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9期。党政不分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将历史形成的领导权直接取代了执政权。因此，从文本意义上，党章与宪法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规范体系。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靠的是民心而不是选票。党章自诞生起，就是党的一面旗帜，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并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使命与任务。

[7]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是82宪法制定后最早也是较具代表性的教材。{39}虽然这样的表述有夸大党章修正案的嫌疑，但当代中国的宪法若要切实地发挥实效，能真正有效实施的话，则必须通过修改来适应现实。

[5]该条例第2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第1至5自然段包括党的性质、行动指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与毛泽东思想。

无论一国宪法有无规定政党的内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于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已是共识，也是执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自现行宪法颁布始，党章的每一次修改都直接引发宪法的修正，政策性修宪成为我国的主导型修宪模式[1]。

十七大党章修改中增加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内容，其中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建设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从法的最广义角度，其实质即为一种约束和调整人的行为规范。最后，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高度契合的同时，党章正文与宪法正文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这样的处理显然别具匠心。党章的正文内容在于规范党内的关系，包括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问题，一切都用于调整党内行为，这是党章的本分。

此后的历次修改内容，涉及总纲的修改成为党章修改的最主要内容与最大特色。那么，企业内部规则、村民公约等等均可视为广义的法。

而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则被视为愚昧而轻率的大众，并不具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素质和能力{19}。总纲部分既是党的简要理论、政治和组织的基本纲领，又是条文的总则与前提。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难以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作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则提了出来。

[10]转引自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民国81年，第204页。在笔者看来，这是件值得欢呼的事情，因为，这可能昭示着执政者也意识到了政策性修宪的弊端，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笔者的一厢情愿。自党成立以来90年中，党章经16次修改，不断得以充实与完善，见证了党的奋斗历程，也记录下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发展轨迹。我国《立法法》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效力等级，宪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最顶端。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虽然，对待卢梭的态度，马克思是矛盾的、混乱的并使人感到困惑的，但是，建立在卢梭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人民主权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极大的，甚至当契约论的自然法理论被摧毁时，仍然对马克思本人有巨大的影响。

而我国宪法自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记载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随着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宪法的内容也在相应地调整着。有65．5%的宪法规定了政党。

(二)党章是全体党员的根本章程党章是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全党的名义制定的，是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与建设中的最高准则。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